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人到中年

写作的人应该属于最清醒的一类人，他们经年累月阅读文章，长期不懈进行思考，历史的经验，智者的思想，都是他们的财富。但是写作的人又容易陷入美好的虚幻之中。一是青春期被无限拉长。从我来讲，2001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写作20个年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被称为青年作家。我所熟悉的同龄朋友，也几乎都被称为青年作家。而在现实中，几年前被一些高中生大学生模样的人问路时，就被称为叔叔。昨天下班后去买菜，称好菜，那位卖菜的大姐对一边给她帮忙的二十多岁的儿子说，给叔叔拿点儿香菜。现实无情，什么就是什么。二是所谓的名声。许多“著名”作家，在社会上闻者寥寥无几，作品也不能折服同道。于是，常常怀疑写作的意义。

近几年，有两件事影响对我比较大，一是参加脱贫攻坚工作，二是在北京读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参加脱贫攻坚工作，首先是因为山西省委组织部安排万名干部下基层，我被安排到临汾隰县阳头升乡，然后与另外两位朋友接到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任务，创作反映全省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这两项工作，让我先是每天住在乡里面，实实在在接触、了解到了当前的脱贫攻坚，然后几乎把全山西的贫困县跑了一遍，见了许多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帮扶干部、帮扶企业，以及贫困户，见到了我差不多已经固化下来的文学圈子之外的另外一些人，他们的思想、行动与我平常接触的人大不一样，其中有些人和事真正触动了我。在北京读书，至今仍然十分怀念，鲁院和北师大的学习氛围特别好，除了每天上课，就是埋头写作，或者和老师、同学们探讨文学。上课，很纯粹，老师们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传授的知识既系统，又有深度，我以前一些想法，得到了印证，一些新的观点，又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告诉自己，珍惜机会，除了上课，抓紧时间创作，看这一年能不能有点儿突破。

这一年，是非常努力的一年，除了上完所有课，修够学分，其他时间尽可能写小说。一年时间，北京的景点一个也没有去，写完了一部长篇，三部中篇，以及几个短篇。《父亲和我的时代》就是其中一部。写这部小说前，读过许多关于父亲的小说，其中“弑父情结”是比较深刻的一种，我告诫自己要避开，写出新一种父子关系。在课堂上，老师讲过“进化论”和“循环论”的文学观点，我决定采取“循环论”，写一个某些方面滞后于父亲的儿子，结尾父亲教育了儿子。有了这种想法，小说的大体走向定了下来。小说的开端，前几年就有了萌芽，是源于父亲给我打的一次电话。中间的细节，有些来自生活中的父亲，有些来自采访中的事情，我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力求做到真实自然。写作之时，又出现些新奇的想法，一起放了进去。写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写出了一部不错的小说，但其中有些地方没处理好。

那是去年五月份。一位上海的朋友来北京，俩人聊天，他建议我写一部关于扶贫的长篇小说，我觉得他的建议不错，就把这部中篇放起来，开始写长篇小说《大地》。写完《大地》，对扶贫工作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回到山西，再次拿起《父亲和我的时代》，开始修改。不巧的是办公室的空调坏了，每天大汗淋漓地坐在接近40℃的高温下改小说，虽然身体上难受，心里却很高兴，因为在修改的过程中，再次感觉到对我来说它是一部有价值的小说。改完之后，还觉得有瑕疵，便请我们“南华·文学沙龙”的朋友提意见，请我在乡下的弟弟看。一部三万字的小说，总共改了五稿。

修改这部小说的过程，是我不断审视自己的过程。我力求把小说写得丰富些，在里面除了写“我”和“父亲”的关系，还写“父亲和我”和时代的关系，时代和传统手艺的关系，作家创作和民间直播的关系等等。

小说定稿，很荣幸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被《小说选刊》转载，我觉得我跨过了文学的青春期，还可以试着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