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体书法作品欣赏楷书古诗

楷书，代表人物颜真卿。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坚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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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的独特魅力
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特征，令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很难与此相提并论。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也是一种抒情的过程。人们对书法作品的审美过程也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过程，而不应满足于表层的视觉感受，而必须是一种包括文辞内容、文化含量的内在的深层文化信息的全面体验过程。可以说，“文化是书法的核心”，书法就其技法层面，如间架结构、章法布局、笔墨技巧等而言，已在几百年前就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高度完善、程式化极强的认知体系;对后来者而言，王羲之、颜真卿等代表人物至今无法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已终结，只剩下“书以载道”了。这个“道”的延续和张扬，就是文化的延续和张扬。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它与当代文化相互交织，以其自身悠久的传统、丰富的内涵，在纵向、横向上对其他类别的艺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如同一颗明珠，使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魅力与灵光。
书法本身负载着历史沉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内涵。书法之所以在中国的艺术和文化中独领风骚、永葆青春，不是在于它的表层艺术，而是在于它内部蕴涵着的深邃的文化。对书法的审美必须把它放到中国哲学观的层面。可以说，书法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概念。书法应该是艺术而不是技术，这无论从它的产生、发展，还是从它所承载的内涵来讲，都是毋庸置疑的。书法与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是不可分的，传统文化与书法有着一种无法拆解的因缘，所以说书法因文化而具有了灵魂。反过来，书法又以其形式美让文化放射出光彩。因此可以说，只有当文化作为书法的内涵时，书法才能够感人。比如说《祭侄文稿》，之所以被千古传颂，不是简单地因为颜真卿的笔墨技巧打动人心，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其背后的爱国精神、道德人品和文化含量。可以说，书法是以文化精神打动人心，又以书法的形式美令人赏心悦目。古代的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大文人或者大学者。古代的文人可以不是大书法家，但是从历史上看，如果不是一个大学问家，绝对也成不了大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