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认为书法要生,对生的意思

一、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认为书法要生,对生的意思

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认为书法要生，对生的意思，人们有不同看法。从理论上讲:“字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中国书法在创作时强调笔画之间相互呼应，给观赏者一种连绵不断、生机勃发的视觉感受。正所谓“气韵通达，性情舒展”、“字如其人”等说法。这些都能反映出书法是心灵的艺术，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注入了真挚的感情，才会写出生动感人的作品来。书法作品首先要自然流畅、圆润活泼;同时还必须结构严谨、端庄大方。若为草书则又需清劲利落、疏密得当，点画和谐统一而富 有变化，行款整齐且不失规矩。
董其昌（1555年-1636年），是明朝后期大臣和书画大家。临古是董氏书学中极重要的一环，他自十七岁开学书，一直到八十二岁临终从未间断过临古。对他而言，临古不止是一种学习手段，更是发掘创作源泉的途径，流传至今的董氏书迹中，临古之作甚多。“熟后求生”就是他主要的临古观。董其昌《画旨》上有一段话说：“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由生入熟”很好理解，这是千百年来学书之人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向成功的不二法门。由此可见，“生疏”肯定是不对的。

二、康熙如何推崇董其昌书风和学董之势？

康熙以后，天下一统，四海升平；政治加强，社会安定。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个性派书风，逐渐淡出书坛，取而代之的是董其昌书风和学董之势蔓延朝野上下。当然，这与康熙帝推崇董书以及他自己身体力行的作用不无关系。

康熙(1654～1722)，名玄烨，8岁即位，16岁亲政，在位61年。他重视文化建设，实行科举制，积极选用汉人并组织编纂了《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大型图书。同时，康熙并不忽略汉人的反抗，对于抱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施行文字狱，以图控制言论拿扰。

康熙本人喜好书法并以专学董书的沈荃为师，受沈氏影响，极力推崇董其昌书艺。上行下效，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考时被录取的机会较大，而且在仕途上也比他人更为顺畅。在这种急功近利作用充分体现的背景下，书法艺术难免不走向甜俗妍媚、千篇一式的极端。因而，其艺术品质也由此被荡涤殆尽。清乾隆以后的“馆阁体”就是典型的例子，“馆阁体”又称“干禄书”、“院体”，与明代的“台阁体”异名而同质。狭义地讲，专指用于科举考试或馆阁笔翰的小楷书册，追求稿敏渗“乌、方、光”，千人一面，状如算子，毫无生气变化可言；广义地说，则不限于小楷，上至天键脊子亲王，中及名公大臣，下逮科举士子，大凡缺乏个性，“平、板、圆、匀”的行楷帖学书体，皆可归于“馆阁体”之属。“馆阁体”固然缺乏个性和生动的变化，但它所蕴涵的雍容、平和的气局，则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在它形成初期，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如清初的沈荃、陈奕禧，康熙时代并称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铉、何焯以及康、乾间的张照、汪由敦等。

三、董其昌和王羲之的书法特点对比

董其昌的书法陵嫌型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行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诸家，赵孟俯的书风也或多或尺猜少的影响到他的创作。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许多作品行中带草，左图这幅作品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体势有米芾的侧欹，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俯，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董其昌对者好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

总体上，比二王更飘逸，但不及二王秀美、严谨。比二王狂放，但许多字骨力过柔。

有很多可能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