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文人画的发展——从苏轼到董其昌 - 草稿

【赏析】文人画的发展——从苏轼到董其昌 - 草稿

2018年，在美术圈有两件令人瞩目的事件：一是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在香港佳士得拍得4.6亿港元；二是大陆首个董其昌大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当“苏轼”“董其昌”这两个名字同时被提起的时候，不由得使人想起他们在文人画，尤其是文人画理论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它的由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其理论发展，开始于苏轼，系统于董其昌。

苏轼：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

苏轼提出了一种“士人画”的概念，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确立了一种中国文人画的审美标准，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轼文人画理论的观点及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常形，常理，言晓画。苏轼在其所著《净因院画记》中提到，“余常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

以诗入画，诗画一体。苏轼对王维推崇至极，曾嫌禅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欣赏、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极大程度地拔高了王维的历史地位，后者也被称为文人画的鼻祖。他还主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追求神似和尚意。他在论述中提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又言，“时时出木石，荒怪意象外。”可见在他眼中，画不在乎像不像，而应该讲求一种文人的意境。后世文人画家依此标准在作画之时总是力图营造一种“象外精神言外意”的意境，给观者“画外意无穷”的观感。

董其昌：文人画的发展指路人

董其昌对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文人画”的概念，进一步探索了文人画的形式语言，并由此指出了文人画笔墨形式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以静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

此后，董其昌的“笔墨精妙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地演绎和注释，笔墨形式所具有的独立价值成为文人画与画工画的重要区别。

在审美境界上，他主张以淡为宗，还强调“丘壑内营，淡由天骨”。他还推崇古人，讲求节制，坚守了中国传统文人清高、淡泊的审美格调。这也从侧面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普遍的审美情趣。

他系统总结了文人画历史经验的同时推出了以纯文人画为主的“南北燃凳宗论”，以佛家禅宗分南北而喻，认为画家也应该分南北两宗，这种分类既是对苏轼“士人画”的一种回应，也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人画终结了吗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提出“文人画四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但不管是从文人画实践，还是从文人画理论来看，文人画理论在董其昌之后基本是缺失的，虽也有零星的发展，已不成气候。

文人画并没有终结于董其昌，但文人画理论却皮者旅一直是缺失的。美国学者卜寿珊也在《心画》一书中提出，“研究文人艺术理论当以苏始而以董终”。

文人画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当下的文人画已不同于苏轼的士人画、董其昌的文人画；不存在的是文人画理论，只有建构了当下的文人画理论，才能合理去阐释当代的文人画，当下的评论家也就不会以古人之思套用今人绘画。

绘画分为南北宗,明代画家董其昌推崇的是()。

绘画分为南北宗，明代画家董其昌推崇的是南宋。

南北宗是中国画史上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两大不同的风格体系。为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一书中提出。董其昌将唐至元代的绘画发展，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仔凳贬抑行家画的北宗。

在南北宗论中董其昌亦有自相矛盾之处，标准不一，对同属南宗的文人画家的评价亦有褒贬等等，反映了理论上的混乱。与董其昌同时的陈继儒、莫是龙、沈颢等人亦倡导或赞成南北宗论，他们彼此呼应，对明末及清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影响。

董其昌生平事迹

1、董其昌，明代著名书画家，擅画山水，笔纳昌致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他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洞戚扒

2、董其昌一生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