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与东西方的艺术精神”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美术馆举行

展览“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是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览项目之一，该展览由广东美术馆自主策划，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担任策展人。日前，本次展览的线上线下学术研讨会“关良与东西方的艺术精神”在广东美术馆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和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主持。与会的学者嘉宾有：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批评家皮道坚，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伟铭，广州艺术博物院副院长黎丽娜，广东美术馆原副馆长江郁之，广州画院美术师、广州文史馆馆员吴瑾，广东省博物馆藏品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任文岭，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蔡涛，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陈建宏，广州艺术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陈志云，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丁澜翔，广东美术馆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胡宇清，广东美术馆展览部副主任武鹏飞。另外，《美术》杂志社长兼主编尚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杭春晓、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通过线上参与本次学术研讨会。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在研讨会上介绍“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展览的基本情况，他说，本次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览项目之一，也是广东美术馆近现代美术研究模块中的一部分。这次展览在馆藏作品的基础之上，积极开展馆际交流合作，展出共计两百余件珍贵的藏品，配合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与作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展览深厚的学术底蕴。这次展览是而我们“藏品活化”的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广东美术馆在近现代美术研究上的一个新的突破。

在研讨会上，多位学者针对关良的艺术历程、艺术风格、戏曲画以及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下是参会学者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现场研讨发言

（按发言顺序排序）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关良对于中国美术的贡献很大，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这次的展览把关良八十多年的人生跟艺术旅程设计成三个版块，在策展方面非常认真，而且展出了很多文献资料，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资料非常齐全的关良展览，这是我们今年做展览学术策展的趋向，也是给学界提供了一个研究关良、研究近现代美术的非常好的经验。

《美术》杂志社长兼主编尚辉（线上发言）：这次展览既是关良个人艺术风格演变历史，也是有关二十世纪油画如何和西方现代主义进行对接的一次很好的展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刘海粟、林风眠、关良这一代人所形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有一个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很巧妙地和中国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学习西洋绘画中的现代主义，主要是后印象派和野兽派；另一方面，也同时把中国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对接。而对关良本人来说，戏剧是他进入中国画、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承载体，也是通过戏剧和戏剧人物的创作打通中国画和后印象派之间关系的桥梁。这次展览给学界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对关良如何跨界东西、如何在现代画的语境中凸显中国水墨画，尤其是中国国画现代性的转型等问题进行关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个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杭春晓（线上发言）：关良并不代表“中”或者“西”，他是一个中西对话的战场、主体、场域，而不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场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以各种方式在某一个个体内部完成关系，知识被传播到个体内部，片段化、碎片化的知识可以产生中西的折叠关系。从“冲击-反应”论提出这么多年来，在讨论中与西的时候都站在整体框架中，忽略掉了这些中与西的关系都是由个体来完成的。而在个体内部并不存在中与西的文化对话，而是由个体的机遇所带来的知识路径。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叫知识折叠：通过关良的研究，试图去讨论二十世纪整个中西的关系，它可以带来不同于我们以前历史叙述的一种思考方式。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线上发言）：关良早期的人物画，像鲍少游、方人定一样，受日本画的影响非常明显。关良可以说是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结合的最为完美的画家之一。他的戏剧人物是把很多戏剧动作、人物神态和故事情节符号化、抽象化，这很显然受到法国印象派的影响。他把中西融合得很完美，他的油画里面风景和传统中国山水的构图非常接近；而他用油画题材来画戏剧人物画，比如孙悟空智斗青龙与白虎，这种题材在传统西方的油画里是比较少见的。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伟铭：关良留日时期，正是日本近代史中的所谓“大正民主”时代，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思潮席卷文化艺术领域。一战后在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艺术样式，在这一背景中被大量引介进入日本；特别是在关良求学的东京，相关的各代画展应接不暇。总的来看，构成关良艺术的思想资源和语言资源主要有两个部分：后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以及传统中国文化。提及后者，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关良生活的时代，强调大众化和追求世俗化，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许多精英知识分子，都对民间趣味产生强烈的兴趣（这一点，与日本由柳宗悦等发起的民艺运动有点相似）， 试图从传统的白话文和民俗、民间文化中寻找灵感和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契机。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现代性"吧。京剧包括其他地方传统戏种固然是“国粹”，同时也是流布最广、生命力特别强大的民间趣味。关良艺术的“现代性”，显然更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民间趣味的关注。当然，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既喜欢拉小提琴，同时也不嫌弃拉二胡一样，他的绘画实践兼及油画、水墨画，在传统的没骨线条画法中，糅和了西画的色彩元素，从而形成了令人错愕的奇迹感。长话短说，我的意思是，谈论关良，不能局限于技法分析，有必要与整体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联系起来，从思想史的脉络中去寻找释义。

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批评家皮道坚：关良是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现当代转型的一个开拓者和创新者。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画的问题争论不断，也不断有艺术家把中国的传统水墨艺术向现代推进。关良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削减了中国传统人物画那种造型的定式，而且弱化了中国绘画线条的骨法用笔的功能，他找到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他解放了笔墨的表现性的功能。西方美术史同样有一个由古典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在一点上，关良和西方美术史上的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这些人的定位是一样的。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蔡涛：这次展览里确实有这样一个动向，能够把关良在留日时期的一些线索提示给观众。关良、谭华牧、丁衍庸这批艺术家究竟在留日时期产生了怎样一种新的知识结构，这样一种新的知识结构如何刺激到他们这些广东留学日本的艺术家？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关良的学生李骆公曾经说，良公有三批观众：一批观众是懂戏的，一批观众是懂现代西洋洋画的，一批观众是懂中国文人画的，但是兼具三者的非常少。他说良公其实是现代美术史里面一个“瞒天过海者”，因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经历了中日关系变化、经历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些都对他的现代艺术语言产生了一些环境性的作用。这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过程，也是和现代中国、现代世界生态关系的对话过程，这是这个展览提示给观众思考的。

广州画院美术师、广州文史馆馆员吴瑾：我的父亲（吴子复先生）直接受到关良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和关良都在广州市立美专任教，据我父亲回忆，良公不善于跟别人争辩艺术，但只要聊起京剧，便会侃侃而谈。1978年春节后，关良到我家里作画，我观察他在作画时会先画脸谱，再画手脚动态，之后画上五官，最后再落下“点睛”之笔。晚年他经常和关晓峰在广州东乐戏院看粤剧，一边看戏，一边画速写，留下很多精彩的舞台速写作品。

广东美术馆原副馆长江郁之：关良的作品更具体的体现了中国的戏曲文化传统。关良画的戏曲人物和中国的戏曲特别合拍，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戏曲文化的精神，做到了中国文人画所说的“形神合一”，甚至能从他的画上听出锣鼓声。这种画面效果和高度的概括性，就是我们以前多年没重视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希望广东美术馆可以继续收藏更多广东近现代大家的作品，丰富研究，对二十世纪广东美术有一个更好的呈现。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丁澜翔：展览第一部分有几幅风景名胜写生作品，反映出抗战时期艺术家对国内名胜的再现。当时在民族危机下，一些艺术家开始将旅行写生与地方名胜相结合，这些都是在以图像的形式来表达民族情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良的德国风景写生跟他早期的风景具有一些区别。此时关良更努力的去注意物象，建筑的结构关系、素描关系更加坚实；同时色彩更加厚重，用了更多的灰调，整体更接近于印象派，而不是早期绘画的后印象派的、现代派的感觉，这可能跟五十年代国内美术史界对印象派的讨论有一定的关系。

广州艺术博物院副院长黎丽娜：关良有赴日学画的经验，经历了西方美术观念的熏陶和国内革命思想的影响，也去探寻过合适自己的道路。在中国画的变革大潮中，他在水墨画的探索之中，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戏曲水墨画风格，这就是他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风格的时代背景。关良正是一位融合中西绘画艺术的倡导者、实践者。在研究类似关良这一类画家，可以拓展我们对中西交融文化历史的视野，关良是理解中西交融的一个很有趣、很有意义的个案。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陈建宏：关良在回忆录中讲到，他在民国时期的水墨戏曲人物画的探索，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事实上，1940年代以前，传媒很少关注到他的戏曲艺术实践，他的同事和画友们聚焦的主要也是他的洋画艺术。关于关良绘画的评论文章就极少提及到他的水墨戏剧画。那么，关良是什么时候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产生兴趣呢？也许他早在东京太平洋画会研究所学习西画的时候，就受到他的老师中村不折的影响。中村不折出入中西艺术的行径，可能对关良产生了一种启示，一个西洋画家保持对东方文化的喜爱，并不阻碍他在西方艺术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任文岭：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甚至文学史的角度，都可以切入到关良的研究。比如说清代中后期，宫廷画家张恺、民间画家胡锡珪等，都曾创作过许多戏曲画，故宫博物馆里现在仍收藏有不少清宫戏曲画，广东外销画里面也有一些表现戏曲人物的作品。无论是清代的戏曲画，还是关良的戏曲画，都是在戏曲文化发达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清宫戏曲画和外销画里面的戏曲画，对关良没有直接影响，但接下来可以从更宽的角度进行研究，把关良的戏曲画与其他的戏曲题材绘画进行一种对读。

广州艺术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陈志云：回避以书入画的写意传统，恰恰是关良最有意思的地方。这是他跟同时代的齐白石、丁衍庸等艺术家的不同之处。他们画的戏曲人物没有跳离出笔墨传统，但关良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很深，比如说当野兽派以线条作为造型语言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中国的这一套笔墨传统也能够达到很好的画面效果。关良从中受到启发，在艺术实践里，就选择了跟别的艺术家都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