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高更和印象派”与背后的藏家：那是一流的，如璀璨的星 ...

随着欧洲各地艺术机构7月陆续开放，一些累积的新展览也将纷至沓来，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将在7月16日对公众开放（7月9日起对会员开放），原计划在春日推出的“高更和印象派——奥德罗普格收藏的杰作”将在8月7日开幕，展览将展出丹麦奥德罗普格园林博物馆所收藏马奈、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莫里索、德加和高更等画家的60幅作品，这些来自威廉·汉森（Wilhelm Hansen）的系统收藏，记录的印象派诸画家风格的变化，也包含了大历史环境中的收藏。

威廉·汉森在避暑别墅 威廉·汉森：有远见的藏家
“我们有足够的精神，不会让10%的损失影响到我们和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宁可现在就承认，也不要以后再承认，我太草率，买了很多东西……”
这两句话相隔四百年，前者来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赞助人伊莎贝拉·迪埃斯特（Isabella d’Este，曼图亚的侯爵夫人），后者来自丹麦艺术爱好者威廉·汉森。虽然时代不同，但这两个人都拥有成功收藏家的共同品质——钱（虽然永远不够）、鉴赏力，还有去寻找最好的作品的毅力。并且当追逐的气味变得浓烈时，其谨慎行事的能力就随风而逝了。
如果没有这些人，艺术史和许多最负盛名的文化机构将会变得更加贫乏。大英博物馆、罗马博尔盖赛美术馆（Borghese Gallery）、纽约弗里克收藏馆，最初都是建立在国家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私人藏品（或赠予）基础上的。在这个列表中还应该包括丹麦的奥德罗普格园林博物馆（Ordrupgaard），其中除了收藏有黄金时代的丹麦艺术、还收藏有19世纪的法国绘画。然而，它的建立与收藏家威廉·汉森的坎坷的故事息息相关。

莫奈，《穿过枫丹白露的查理路》，布面油画，97 x 130.5 cm，1865年，©Ordrupgaard 威廉·汉森生于1868年，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通过销售平价人寿保险致富。但同时又具有理想主义、甚至是梦想家的特质。汉森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培训，但渴望学习，于是开始收集19世纪初丹麦黄金时期的艺术作品。但19世纪的艺术史属于法国，当生意往来将把他带到巴黎时，他完全被迷住了。他的机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来，由于丹麦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趁着物价的下跌收藏了柯罗的《风车》、塞尚的《洗澡的女人》等12幅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也由此开始一步步踏上探索现代主义之旅。

塞尚，《洗澡的女人》，布面油画，50 x 80.5 cm，约1895年，© Ordrupgaard 汉森聘请了法国艺术评论家西奥多·杜雷（Theodore Duret）作为其收藏顾问，再加上更多私人关系（包括与高更的丹麦妻子是朋友），汉森进行着一场场惊人的购买狂欢。“我宁可现在就承认，也不要以后再承认，我太草率，买了很多东西……”就来自于1916年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在信中，汉森还列出了他收藏的阿尔弗雷德·西斯莱、毕沙罗，莫奈和雷诺阿的顶级作品。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一家丹麦银行的支持下，汉森与其他收藏者成立了一个财团，这无疑增加了他的购买力。1918年，当德加需要出售地产时，他们出价购买了超过46件作品。

柯罗，《风车》，布面油画，25 x 39.5 cm，约1835-1840年，© Ordrupgaard 一战结束前，汉森需要一个新空间存放收藏。 他在哥本哈根附近的夏洛滕隆改建了一座避暑别墅（这就是今天的奥德罗普格园林博物馆，该博物馆在2005年还由扎哈·哈迪德设计扩建），每周一，公众可以免费在这个田园诗般的环境中探索从现实主义的德拉克洛瓦到印象派马蒂斯的艺术之旅，这也是法国以外19世纪法国艺术的最好收藏之一。汉森还在开幕时宣布，最终一切将归国家所有。这听起来极具眼光、品味、决心，当然也有一点鲁莽。当作出这样的决定还要有一件必需品——钱，而这件必需品最终也让汉森走向消亡。

雷诺阿，《红磨坊》，布面油画，65 x 85 cm，1875-1876年，©Ordrupgaard 1922年，在这所避暑别墅式开放后不到三年，丹麦最大的私人银行Landsmans bank破产了。 其债务人中就包括汉森的财团和他本人。当这位理想主义的商人面临现实的危机时，他并没有犹豫，他写道：“我已经习惯失去作品了。”“只要我能摆脱债务，我就会克服它。”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想要快速卖出作品抵债，就必须找到富有的买家。随着战争的结束，市场发生了变化，一些主要买家来自日本和美国。但汉森的梦想之一就是为北欧建立一个艺术收藏馆。他计划以极低的价格把自己的完整收藏提供给丹麦政府，但被拒绝。他不得不开始销售。
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在18个月内，他还清了债务，再次成为自由人。但是宏伟的收藏却被削减了一半。他出售了收藏的8件塞尚中的7件，包括自画像在内的几幅马奈作品，以及德加、高更和毕沙罗的作品，其中一些被日本商人松方幸次郎购入，后来成为了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的藏品。

德加，《整理头发的女子》，布面油画，54 x 40 cm，1894年，©Ordrupgaard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汉森弥补了部分损失，虽然收藏数量不多，但仍然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将在皇家艺术研究院展览第二部分展出的德拉克洛瓦笔下的法国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光芒四射的肖像（1838）、杜米埃（Duumier）的《摔跤手》（The Wrestler，约1852）等作品，这也证明了汉森对作品质量的关注从未动摇。
但是他从未原谅政府在最需要的时候拒绝提供援助。 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几乎是敌对的冷漠”意味着他死后将把一切都留给了妻子。直到1950年代，汉森的妻子去世后，奥德罗普格和其中的收藏才归为国有。

贝丝·莫莉索，《草地上的小女孩》，布面油画，74 x 60cm，1885年，©Ordrupgaard 两件同年的高更风景，记录梵高对高更风格的影响
在此次展览中，有几件作品尤其值得解读，其中就包括了1888年，高更的两件风景画，这两件作品中所呈现的绘画风格变化，或可作为高更看了梵高《向日葵》后的感受：
1888年10月23日（周二）凌晨高更到达阿尔勒，他将与画家梵高共享“黄房子”。说服高更到来的不是好友对乌托邦的设想，而是梵高在巴黎做艺术品经销商的弟弟提奥承诺的经济资助。提奥答应购买高更的一部分作品，作为来普罗旺斯的回报。
当天早晨，梵高对于高更的到来无比兴奋，并把他带到自己的小卧室，在那里挂着两幅他最近创作向日葵。除了梵高的清洁女工，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人看过这些画作，但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人比高更更懂得看到了什么。要了解高更对梵高作品的看法，只需要看一下他的画作《蓝树》（轮到你了，我的美丽！），画这件作品所用的黄麻布，是高更到达阿尔勒后，为自己和梵高购买的。

高更，《蓝树》（轮到你了，我的美丽！），布面油画，92 x 73cm，1888年，© Ordrupgaard 如果比较高更在同年早些时候创作的《蓬塔旺的风景》（Landscape at Pont-Aven），可见其到达阿尔勒后风格突然的变化。尽管两件作品的主题、构图、形式非常接近，但他们似乎来自不同的时代。其中最显着的是非自然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对天空、树木和小路的描绘。当然，这可以被看作是对梵高作品的回应，也是其方向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是持久的，不仅对高更，也对以后的艺术家。

高更，《蓬塔旺的风景》，布面油画，92 x 73 cm.，1888年，© Ordrupgaard 在《蓬塔旺的风景》中，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类似摄影的图像，画家像是通过窗户观看外面的风景——漂亮的颜色屈从于逐渐消失的空间的错觉，这种表达也是自文艺复兴初期以来的传统。但在《蓝树》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图片”，它没有视觉上的景深，色彩和图像都是平面的，并宣告图片是一件“事物”，一个对象，是物体而不是错觉。
1888年。梵高的成就是惊人的，在阿尔勒生活的八个月里中，这个孤独的人在绘画上挑战了西方传统，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不知道当高更看到梵高的《向日葵》时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以从他作品的改变中得到了信息。正如高更在那个月早些时候写给他的朋友埃米尔·舒芬内克（Emil Schuffenecker）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在艺术上，我永远是对的”。

高更，《少女肖像》，布面油画，75 x 65 cm，1896年，©Ordrupgaard 同时展出的一件马奈静物画，完成于画家生命的最后两年，因为健康每况愈下时，他创作了许多小作品——瓶中花、蔬菜、水果，并且通常为放置在中央的构图。绘画尺幅和主题的变小也透露出马奈与画面的亲密关系。这一阶段马奈作品中野心和复杂性已经降低，他如同用画笔写下温柔的情书，写给熟悉的事物，并将其提炼成一种新的静物，其独特的存在成为色彩、触摸和沉思的载体。这些作品与他那些伟大而激进的杰作截然不同，却在某些方面同样具有开创性，同样令人出人意料。

马奈，《梨篮子》， 布面油画，35 x 41cm，1882年，©Ordrupgaard 画面中篮子被放置在一个柔和的暖灰色空间中，没有关于桌子或房间的描述。黄绿色、顶端有些许红棕色的梨、被嵌套在深蓝绿色中。篮子上快速绘出的两行绿色垂直笔触，在描绘篮子黑暗内部的同时，也透出从里到外的神秘感；而篮子下方表达编织的笔触，也通过触觉和幻觉表达了篮子紧绷的节奏。
令人意外的是篮子左边和底部柳条边缘上美妙的肉粉色笔触，这几笔像是颜色和弦中焕发生机的催化剂。梨绿色向粉红色一瞥致意，紫灰色的地面向画布的边缘延伸。这些关系在感觉上似乎是精确的，却又像触摸一般随意。时至今日，依旧惊叹于年迈的马奈所做的一切——在他作画的那一刻，似乎连接着在我们观看的这一刻，仍观者感到身处其中。

库尔贝，《埃特尔塔附近的悬崖》，布面油画，1869年，©Ordrupgaard 而同样描绘天空与大海库尔贝的《埃特尔塔附近的悬崖》和查尔斯·弗朗索瓦·杜比尼的《海景，阴》，也有代入感地将观者带到世界的边缘，并一直延伸到无穷远。看着包含着内在能量的、巨大的激进海浪，耳边似乎想起了德彪西的《大海》——波浪进场，云层和时间都暂停了，在永恒的大海面前，一切都变得短暂。

查尔斯·弗朗索瓦·杜比尼，《海景，阴》，布面油画，83.5 x 147 cm，1874年，©Ordrupgaard 或许并不是每位伟大的收藏家的故事愉悦的。如果伊莎贝拉·迪埃斯特能活得久一点，她就能看到自己的许多收藏被查理一世掠夺。至于查理一世，他被送上断头台后，他精心收藏的艺术珍品也散落于世界各地——为了偿还战争欠下的债务，它们都被低价出售，从此开始不断被转卖的命运。松方幸次郎的收藏也带着一些悲剧性。
也许更多动荡的收藏故事难以被了解，但当我们漫步美术馆欣赏墙壁上的奇观，要晓得可能他们都是有代价的，而不仅是金钱。1916年，汉森的信中几句话可仍然证明他的一生成就：“我知道当您看到我所购买的东西时，我会被原谅：那都是一流的，如璀璨的星。”

毕沙罗，《盛开的梅花树》，布面油画， 60 x 73 cm，1894年，©Ordrupgaard 注：本文编译自皇家艺术研究院网站莎拉·杜兰特（Sarah Dunant）《奥德罗普格收藏背后的有远见的收藏家》；以及艺术家Hughie O’Donoghue《梵高对高更风格的影响》和马里·莫里斯（Mali Morris RA）《马奈后期绘画的绘画亲密关系》；展期为2020年8月7日-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