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如何用自画像表达自我

对于艺术家来说，自画像（self-portraiture）可以是强有力的自我反思行为。在成为作品焦点的同时，艺术家也以独到的方式揭示和表达了属于自己身份的要素。艺术家在姿态、形式、光线、颜色，抑或包含或剔除哪些身体部位方面，有全部的主导权；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艺术家在自己身上看到的东西，是其对自我身份和能见度的声张。艺术家阿兰娜·法雷尔（Alannah Farrell）对此表示：《这是一次从被定义到定义自己的权力转变，也是对身份的重新解读（reclaiming）。》

在 LGBTQIA+ 社区，能见度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自我赋权的工具，也可以是对个人安全的威胁。尽管可能面临拒绝、政治反击与暴力等各类风险，但表达自己身份的激进行为，仍然让 LGBTQIA+ 在众人审视的目光下成功实现了自我。

在2021年的骄傲月，我们与 LGBTQIA+ 社区的艺术家展开谈话，一方面了解了其自画像的创作，另一方面也对其如何通过艺术表达自我进行了探讨。从吹制玻璃到摄影再到绘画，这些艺术作品向我们展示各位艺术家是如何利用广泛的媒介和流派来表现自己的——抽象表达、现实主义抑或第二自我（alter ego），不一而足。本文中谈及的艺术作品并不旨在代表整个 LGBTQIA+ 社区，这个目标未免过大了些。恰恰相反，这些作品让我们能够一睹酷儿身份内生的复杂性，同时也领略它所具备的力量。跟随我们一起阅读酷儿艺术家对《骄傲月》的回应，探索更多由酷儿或其他当代艺术家围绕这一主题创作的作品：由雷切尔·魏斯曼（Rachel Weisman）策划、名为《骄傲的表达：LGBTQIA+ 艺术家的自画像与反思》（Expressions of Pride: Self-Portraits and Reflections by LGBTQIA+ Artists）的艺术系列现已登陆 Artsy。

Tommy Kha

Tommy Kha

Constellations XIX,2019

Foto Relevance

$2,000 - 3,500

这幅自画像是我在儿时住宅的里屋中以纸板剪裁的形式创作的。我经常做关于那个房间的噩梦，而这件作品便是噩梦的重演。这些年来，我一直用剪纸作为自己的替身——用作谈话的开端，用作诱饵，它们亦是我在作品中规避使用 Photoshop 的一种方式。我厌倦了拍摄自己，因此我决定，不如厌倦拍摄纸板上的自己。

这并非我最理想的心态。但我常想，拍自画像或许是我对自我意象所有权的一种扭曲的宣示，借此，我也能最大程度免于被别人误读。我曾经有过被认错的经历，也有朋友被误认为是我——这种情况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我曾在一本杂志上发现，有人截取了我的艺术家声明片段，用以描述另一位来自中国的酷儿摄影师。这听起来可能很蠢，但鉴于我一生中被误认的频率之高，这种行为便不再显得那么搞笑了。最后，我想说的只有一点：《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它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我通过简单的存在来参与《骄傲月》——我的存在之所以好似一连串不停断的确认听证会，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不得不解释自己的事实。对于如何说服人们我是一位艺术家，我着实不太关心；至于他们问我究竟是《什么》时，我阐述的兴趣就更显寥寥了。人们试图将我们的身体纳入 ta 们的叙事之中，但我却宁愿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行。

Carlos Motta

Carlos Motta (b. 1978)

Untitled Self-Portrait,2019

P.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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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正是18岁的年纪。当时我创作了一系列题为《死亡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Death）的照片，年轻的我赤身裸体与骷髅合照，意欲重新诠释17世纪的《虚空派》（vanitas）主题。这些影像是对死亡极具个人色彩的反思：当时，我不得不面临母亲即将去世的痛苦，同时也必须在保守的社会环境中接受自己的性取向——直至今日，社会仍成功地将我排除在外。20年后，我在工作室里偶然发现了这些影像，并决定对其进行新的解读。能够在镜头前面对现在作为成年人的自己，这个想法让我很兴奋，我想要记录脸和身体上的变化。Artsy 上的这几张图是2019年 《无题自画像》（Untitled Self-Portrait）系列的一部分：照片上，我拿着一面镜子和一个骷髅头，戴着皮手套摆出特定的姿势。这两个系列相互叠加，见证了我身体和情感上的成长历程。

我使用自画像的方式有两种：一来，我创作摄影作品，以主观的方式回应个人与情感的历程。这些影像通常会与历史上的艺术作品与指涉呼应、对话，如《虚空派》意象、宗教绘画，抑或对我看待酷儿自我身份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酷儿艺术家，其中便包括佩德罗·勒梅贝尔（Pedro Lemebel）、大卫·沃纳罗维茨（David Wojnarowicz）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二来，我还会在具有更广泛社会和政治意义的长时间行为艺术中使用我的身体。《颠倒的世界》（Inverted World, 2016）和《遗产》（Legacy, 2019）这两件作品就是很好的体现，我为现场观众和（或）摄像机做出了一些困难度很高的动作，意欲讲述历史神话和历史学对酷儿主体性、身份和身体的影响。在《颠倒的世界》中，我对卡拉瓦乔1601年的画作《圣彼得受难记》（Crucifixion of Saint Peter）进行了现场重演。这一出受难记于与原版恰恰相反，是由两位捆绑艺术家（bondage artists）协助完成的——殉道的叙述如何在历史上被不断同化，并最终成为社会范式行为的基础，是我当时想要探讨的问题。而在《遗产》一作中，我戴着牙套，试图阐述从1908年到现在 HIV 病毒或艾滋病的历史时间线。这些作品并非关于我自己，但我却将属于我自己的身体与经历转化为替身，直面影响酷儿社群的更深远的社会议题。

我尊重《骄傲月》的历史与遗赠，也支持纪念 LGBTQIA+ 的革命先驱。自1960年代以来，ta 们为塑造性政治与性别政治，不断努力斗争。尽管如此，我对《骄傲月》演变成商业活动的现状却并不感冒。LGBTQIA+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容忍和同化的政治，成为了复制现状的机器，但商业化后的《骄傲月》对此却报以视而不见的态度。幸运的是，官方《骄傲月》也有了一系列的替代活动：集会、游行和派对让我们找回了社会政治所需要的紧迫感、战斗力与批判精神——这些亦是酷儿运动应有的特质。自从几年前酷儿解放游行（the Queer Liberation March）成立以来，我就一直积极参与其中。一路走来，我有一点感触很真切：这个组织真的代表了影响我们社区的社会公义问题。

Laurence Philomene

Laurence Philomene.Self Portrait in

Lava Field, Huldufólk, Iceland,2019

Undercurrent Projects

$900

这张照片是我2019年4月在冰岛参加艺术家驻留项目时拍摄的。我对冰岛民间传说中的《隐形居民》（Huldufólk）饶有兴致。作为一名既可见又不可见的非二元者，我的身体与 Huldufólk 所存在的关联，是我创作时关注的焦点。这些自画像是在自然风光中拍摄的，不断转换的板块构造、强劲的风与无常的状态，是冰岛自然景观的独有特色。此外，这些影像还意欲说明，跨性别者的身体是自然的身体，它与自然相融相生，但两者却也总是处于流动与变化之中。

Huldufólk 是冰岛的自然之灵，与景观共存，非善非恶。他们既令人畏惧，又被尊称为自然的保护者。在创作这些影像时，我探索了冰岛人对 Huldufólk 恐惧和崇敬并存的态度，同时也对这样的主题如何适用于跨性别者的身体进行了思考。就像身体经历荷尔蒙变化一样，冰岛本身也一直在变化：天气可以在一个小时内从明媚的阳光转化为强劲的风暴，板块之间相互碰撞，经济发生崩溃，而百年历史的苔藓地上，新的道路一条条铺陈在你的眼前。

自画像让我得以更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作为被边缘化的个体，夺回自我叙事的主导权究竟意味着什么。除此之外，我也希望更好地代表下一代的酷儿与跨性别者，并为之声援呐喊。这些酷儿在享受个人欢乐的同时，也必须和结构性的困境与身份抹杀作斗争。

通过爱我自己和我的社区，我每天都在庆祝《骄傲月》的到来。我积极创建自己想生活的世界，一个酷儿和跨儿被尊重、庆祝且享有更高地位的世界。

Shikeith

Shikeith.Vessel of

Possibility(Self-Portrait) III,2018

Yossi Milo Gallery

Sold

《可能性容器（自画像）III》（Vessel of Possibility 【Self Portrait】III）是一个由我的头颅铸成的雕塑。黑人的头颅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重复主题；借此，我想要反思我们的心理状态，也想要审视黑人男性气质的历史构造。在玻璃中刻画自己，是为了表达对可塑性的渴望——这与我的酷儿经历息息相关。

作为一名很少创作自画像的艺术家，我需要对内在的东西进行反思，而不是用显而易见的方式去展现外部的自我。黑人酷儿的许多方面要么消失于公众视野中，要么被社会的架构和虚妄的偏见恶意地吞噬。但在这里，我选择用语焉不详的方式表达我的存在，获得了与往日相比更多的自由。

《骄傲月》因其政治历史和集体意义而显得非常重要；但在此期间，你也可以与那些爱你真实身份的人一起扭动屁股，不醉不休。

Alannah Farrell

Alannah Farrell

History of Violence,2021

Anat Ebgi.Sold

从表面上看，《暴力史》（History of Violence）是一幅呆板的自画像，用虚构的当下串联起了充斥暴力的过往。在画这幅作品时，我对充满暴力的历史展开了思考，同时也意识到了很恐怖的一点——人们既可以是暴力的受害者，也可以是暴力的罪犯。在这幅画中，我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我总是想要成为一位《好人》，但同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纠结于自己身上与好人截然相反的那些部分。归根结底，这幅画是我对内生暴力的各个方面复杂且批判性的审视。

我所创作的自画像，像是释放了我不完美的部分：幽默、叛逆、大胆、自嘲、不敬，直面令人不适的真相。我将是第一位承认我有许多缺陷的人。我曾经对自画像有过复杂的感受，但现在我逐渐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创作自画像。这是一个从被定义到定义自己的权力转变，也是对身份的重新解读。我认为这与社会在性别和性方面的最终觉醒有相似之处。不应该由社会及其偏见来定义我们——我们，作为个人，应该定义自己。

《骄傲月》是反种族主义的，它为所有人类的安全和平等权利而战，为所有性别和性取向而战，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项事业需要一辈子的投入与付出。

虽然动作很小，但我全年都在参与《骄傲月》的活动。在2020年和2021年，我参加了许多筹款演出，为 Color of Change、The Ali Forney Center、NAACP Legal Fund、Food Bank for New York City 等目标明确的慈善组织工作。希望更多可以出一份力的人也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Zackary Drucker

Zackary Drucker.Lady

Encapsulates (Self-Portrait),2017

Luis De Jesus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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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创作自画像，特别是当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我更会这么做。这是我第一次在脸上注射填充物，对脸上的淤青，我很满意。

我确实会参加《骄傲月》活动，但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应该推崇的价值。我认为骄傲是自负。为了不受到羞辱，我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驱逐了这种骄傲感。不想拥有任何羞耻感的唯一方法，便是不要骄傲，而是寻找谦卑。

Clara Varas

Clara Varas

We Were Gonna Be Alright,2018

Spinello ProjectsContact for price

《我们会好起来的》（We Were Gonna Be Alright）是在上届政府期间，作为拉丁裔酷儿的我在感到极度焦虑的情况下创作的。我非常担心我们的社区，也对我们在爱情和婚姻自由方面所面临的不确定的未来感到忧虑。

有些人说，所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画像。虽然我的创作在这一点上并不太直白，或者说只是某种间接的表现，但我仍会在作品中加入个人物件或物体，床单或花瓶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是人物或自我的某种替身。

代表性对于我们的社区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在你还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圈子或是弄清你存活在这个世界的方式时更显珍贵。当我还是年轻酷儿时，参加过更多的社会活动。但现在，《骄傲月》对我来说意味着完全接受自己，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真实中，生活在自己的皮肤里。LGBTQIA+ 社区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而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感谢那些在我们之前奋斗的人，反过来也要为后来者继续奋斗。

Chiffon Thomas

Chiffon Thomas

Untitled, 2021

Courtesy of the artistand Kohn Gallery

我为自画像选择的作品是一个以我身体为基础的硅胶模型。氧化的铁钉刺穿了我的胸部；与此同时，它还被捆绑在多根钢筋线上——这些钢筋既是华美的装饰元素，也是用来加固我身体的材料。我将有机物与工业融合在一起，既让其成为转变的标志，也充分展现了我的身体：它在保持其结构能力的同时，也承受着自残式的暴力与修正。这件作品属于一个名为《对立面》（Antithesis）的大型系列，后者积极探讨性别认同、身份政治、技术、身体畸形、生物政治以及其他涉及社会结构的话题。

我认为，看到在我的思想与身体空间中发生的事情很有必要。当我能看到拒绝、压抑、迫害、指名道姓、身体和心理斗争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时，我就可以应对它们，并治愈自己。我试图让美的元素诞生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一种抵抗的形式。通过我的作品看到我的人越多，ta 们就越会觉得我也能看到 ta 们。我们是相互联系的，一直在相互映射。在我看来，一切生命都有挣扎的时候。

从内省的立场来看，《骄傲》是我每天都在体现的东西。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时刻都在进行斗争。我的身体有着跨性别和模糊的身份，通过每天穿戴这幅身躯，我学会了为它感到骄傲，并为其能力心存感激。无论后果或环境如何，尝试推翻社会结构，做真实的自己，需要很大的勇气。对我来说，《骄傲月》是体现勇敢的时刻与行动，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挑战社会规范的力量很强，任务也非常艰巨，但这确实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此一来，我和其他人才能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