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苏轼的“笔成冢”一文怎么翻译？

冢是坟墓，这里可以当成矮小的土丘
　　即是接近的意思
　　古人磨墨磨的是墨块，所以量词是挺
　　张芝是草书的集大成者
　　索靖也是一个书法家
　　那个方块是印章的标志吧

　　毛笔成了坟墓，墨水写了一池塘那么多，不如王羲之也接近王献之了吧；笔写秃了千管，墨磨光了万挺，不如张芝也能比得上索靖吧——苏东坡题

　　此联背景：

　　技法论 苏轼著

　　题二王书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书所作字后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跋庾徵西帖
　　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徵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吧其为伯英再生。今观其石，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
　　书张长史书法
　　世人见古有桃花司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书张少公判状
　　张旭常熟尉，有父老诉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张惊问其详，则其父盖天下工书者也。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尽，文与可亦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
　　记与君谟论书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然常患少暇，岂于其所乐常不足耶？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
　　跋君谟书赋
　　余评近风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陈隐居书
　　陈公密出其祖隐居先生之书相示。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昼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跋欧阳文忠公书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跋王荆公书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跋黄鲁直草书
　　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
　　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
　　跋秦少游书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
　　书砚
　　砚之发墨者必费墨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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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苏轼，早已为世人熟知。而书法的苏轼，却往往需要拨去层层迷雾才能准确认识。所谓“迷雾”，并不是指历代对于苏轼书法成就的评价——宋代书法，苏、黄、米、蔡，已成定评——而是指苏轼对书法的论说，以及世人对其论说的理解。
　　苏轼对书法的论说最著名的当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了。既然“意造”、“无法”，当然对点画也就懒得细细推敲了。苏轼还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只要会通古人书意，那些基本技法不学都可以。
　　苏轼真的不重视古法吗?不是的。从他所说的“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来看，发奋达到前代书家的水平，是他强烈的愿望。从他的学生黄庭坚对他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学书经历：“东坡少时规模徐会稽(浩)，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邕)书，其毫劲多似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上述苏轼对书法的论述呢?
　　首先，苏轼对前辈书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既然后人难以在“法”上超越唐人，同时，魏晋“锺、王之法益微”，苏轼便立足在继承和发扬魏晋“萧散简远”上，与前人一争高下了。
　　当然，时代不同了，魏晋士人雅好清谈，风流相扇，从容镇定，喜怒不形于色所带来的平和自然、含蓄蕴藉的中和之美已不复可求。苏轼做到的只能是寓心适意、顺其自然，重在个人意趣、情怀、性格之自由抒发。但求遣兴畅怀，不计工拙，不避丑怪，不拘泥形式美，从而在他的作品中，充溢着一片率意天真。苏轼对古人但师其意，不袭其貌，这使他颇为自得：“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其次，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章修养是他的书法艺术构成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黄庭坚评苏轼的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他自己也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正是有了这种读书万卷，他的书法才表现得那样自然，那样个性鲜明；也正是有了这种读书万卷，在中国绘画史上，他才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命题。他不仅突破“倚声填词”的束缚，自创《大江东去》，甚至他敢于在科举考试中，“臆造”典故，蒙住了主考官。
　　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和杨万里《诚斋诗话》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科考及进士第，其试卷中用了一个“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饱学的主考官欧阳修、梅圣俞居然茫然不知典出何处。事后梅问苏，苏轼徐徐地回答说：“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这就是苏轼!无怪乎欧阳修闻听后“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善读书，善用书，才使苏轼有如此胆量，不仰视古人。联想当今书坛，普遍把书法仅看作是书写技巧的练习，甚至连基本的技巧都不具备，就敢胡乱涂鸦。如此理解苏轼，不仅是苏轼的悲哀，更是当今社会，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