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评兰亭序全文？

《兰亭序》自从被唐太宗钦定为王羲之的“真迹”后，受到了当时的重臣和士大夫的附和和吹捧与后来历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崇，把《兰亭序》奉为书法中的“神品”、“顶峰”、“楷模”，甚至把《兰亭序》“神化”，把王羲之尊为”书圣“。长期以来，对《兰亭序》的迷信，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影响之深，及至今日。虽然偶有人提出疑议，但也未受到重视。

1965年，郭沫若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1972年又发表了“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沫若并不否认《兰亭序》是一件上乘的书法作品，也不否认王羲之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但他经过详细考证，断定《兰亭序》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后人的“依托”，就是冒王羲之之名的伪作，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

郭沫若的主要论点有二：“《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

一、不合时代

中国的书法分篆、隶、楷、草四大体系，它们各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一般来说，秦以前流行篆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法有了改变。据晋朝卫恒《四体书势》写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隶书一直流行到南北朝末期，到了齐梁之间才有楷、草出现，这已经是晚于东晋一百多年了。到了唐朝，楷书趋向成熟，遂代替了隶书盛行起来，直到今日。王羲之是东晋的书法家，正是隶书流行时代，晋书《王羲之传》也说：“及长，辨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因此，当时不可能冒出一位楷书圣人王羲之来。

经郭沫若考证，近年出土的晋代墓碑，皆为隶书。新疆出土的晋人手抄本《三国志》也完全是隶书体。王羲之《豹奴帖》、《十七帖》也都有隶意，而《兰亭序》的书法则是唐代才流行的楷体（或称行楷），毫无隶意，可见是后人之作。

《兰亭序》的笔势也与王羲之的大不相同。梁武帝的《书评》对王羲之的评语是：“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但《兰亭序》的字势却没有雄强的味道。而是相当妩媚。这与王羲之的笔法和性格都不相符。

二、不合思想

《兰亭序》在东晋时期是史无记载，世无传闻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收尽了历代名人佳作，但也未收此序文。直到南朝梁学者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才提到了此序文。全文较短，包括最后的附注，共153个字，称为《临河序》。到了唐代才改称《兰亭序》，并在序文中增加了一大段话，共167个字，但把附注删掉了。由此可见，唐朝的《兰亭序》是在梁代《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扩大而成的，因此说，序文是掺了假的。

《兰亭序》所增添的这段话，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怀念情绪，如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又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增添的这段话，既与前文相矛盾，也与兰亭欢聚的气氛不合。前文说：“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增添的文字却突然把“信可乐也”转变为“痛哉”“悲夫”。《兰亭序》写的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修禊事也”。修禊是古代联欢性质文人聚会。从序文后面所附的26人的诗作（包括王羲之的两首）中所表露出来的也都是欢乐气氛，并没有增添文字中的悲观气息。

增添的文字与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更不相符。晋书《王羲之传》说他“以骨鲠称”，就是说他的性格是以正直刚强而出名的。他自己也是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兰亭序》作于东晋永和9年，当时王羲之才四十多岁，正当壮年，官居“右军将军”。当时征西将军庾亮称赞他为官清廉高尚。晚年，他辞职还乡，游遍了名山大川。他感叹道：“我卒当以乐死。”就是说，他将以快乐告终。综上所述，在兰亭修禊时，他断然不会冒出悲观厌世的情绪来。

结论只有一个：序文既是掺了假的，就不会是王羲之的原作，更不会是王的真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