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米芾《尺牍三札公议帖·韩马帖·新恩帖》

北宋米芾·《尺牍三札公议帖·韩马帖·新恩帖》卷北京故宫藏

《尺牍三札公议帖·韩马帖·新恩帖》卷局部

葱玉先生：共三札，故宫购回，极好。张伯驹云：“不佳”。不可解，存京。见，真而精，白纸，多网纹。曾刻入《墨妙轩法帖》中。

——参照张珩批校《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P237

徐邦达先生：此贴是米芾尺牍的，大概是相距不久时所写，纸墨也差不多，此(第三)帖《石渠随笔》评为伪本，极不确。《石渠随笔》(似三札后增)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阮元鉴考粗略，可见一般，真难付(错字应为：副)盛名。帖中所说(韩马)。当为唐韩干所画鞍马。此帖想是米氏在汴京时所书。

——除《石渠宝集》、《石渠随笔》外，徐氏也引用张珩《墨妙轩法帖》的著录。

——《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贰》P471

朱绍良

解读：

葱玉先生对此幅米芾《尺牍三札》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真而精的米书。也对作品的材料评断，为白纸地，并说明上面很多网纹。当然本身是批校《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无需再指出《石渠宝笈》著录，主要是查出《墨妙轩法帖》中著录之物。先生对张伯驹先生，评判此幅作品不佳，表示很不理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没有被售到其他地方，而长留在北京，被故宫购买入藏，是非常好的事情。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贰》P471，进一步考证，通过对阮元错误评判，验证了葱玉先生的目光如炬。徐先生还在葱玉先生著录基础上，得出(韩马)，当为唐韩干所画鞍马。也猜想是在汴京所书。

解读：

经查米芾生卒情况：襄樊学院魏平柱教授《米芾年谱简编》

1)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1101年)五十一岁，发运司属官，在江淮间。此时在汴京之外。

2)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五十三岁，由发运司属官改太常博士、书学博士。在汴京。

3)徽宗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五十四岁，仲春尚在书学博士任，后知无为军。在汴京。

4)徽宗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五十六岁，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在汴京。

5)徽宗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五十七岁，知淮阳军。在汴京之外。

因此，米芾在汴京时间，应为53岁--56岁的三年时间，在57岁外放为官任上而终。从五十岁算起，应该只有三年时间在汴京，尚有四年时间在外为官，不能猜想在汴京所书。

再查阮元《石渠随笔》，阮元对前两帖评价高，“宋纸，亦精”。阮元只是引用王铎语：“纸不佳，字亦不确，似三札后增，败笔，淡墨，涂抹干湿不匀，而极有生气”。而乾隆《墨妙轩法帖》，对这米芾尺牍三帖评价很高，阮元应该知道这一经过的，并不是阮元所鉴定考据的。

根据上述问题和查阅资料得出结论，正是由于张伯驹先生的鉴定意见，米芾《尺牍三札》卷，才得以留在北京，最终被故宫收购。而葱玉先生和徐邦达先生都认为，此幅作品真而精，先生又庆幸故宫购藏是极好之事。徐先生将此幅作品，归于米芾汴京所作，有些不准确。将“韩马欲借三五日”，就断为韩干所画鞍马，似乎牵强。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徐先生的鉴定能力，也不能撼动徐先生学术地位。

米芾薄王崇唐人，尤爱颜真卿书法，此幅行书尺牍颜味十足。从字的结体来看，在颜体基础上崇尚北宋流行“散体”书风，有明显的独特风格“刷书”味道。就以争论较大的第三札《新恩帖》来论，那种大胆放纵的笔势，与台北故宫米芾《翰牍九帖》卷，不难看出同属米芾同一时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