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方舟：我所认识的吴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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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

感受一代大师的艺术人生

我所认识的吴冠中

纪念吴冠中先生100周年诞辰

贾方舟

2019年，是已故9年的大师吴冠中诞生100周年纪年。北岳出版社即将出版由我主编的《吴冠中艺谭·艺术人生》文集，并以《吴冠中：艺术的殉道者》一文作为序言。写完这篇文章，深感言犹未尽，因又成此篇。

1982年秋，吴冠中在陕西华山写生

我曾将多年来陆续写的有关吴冠中的文字编成一本文集《此岸·彼岸：吴冠中研究》出版。大约2008年，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吴冠中，想让先生题写个书名：《此岸·彼岸》，没想到他给我的居然是一个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稿!先生意味深长地把“此岸”设计为封面，把“彼岸”设计为封底，我看了大为感动。只是由于我的拖拉，以及未能及时找到合适的出版社，致使先生生前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至今深感遗憾。

《拉萨龙王潭》 吴冠中 1961 木板油画 46cm×61cm 中国美术馆藏

早在上大学时(大约1961年)，从书店买回一幅印刷还算不错的单页水彩画，贴在寝室的墙上当范画欣赏。画的是几个在河边洗衣的妇女，作者吴冠中，从此记住了画家的名字。后来，听我的老师耿永森说，为给学生做范画，他还亲自从吴冠中先生手里买过两张水彩，一张50元。这是大约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我曾问过先生是否记得这件事，他说好像有过，但记不清了。

《水田（二）》 吴冠中 1973 布面油画 89.3cm×89.7cm 画家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

我与吴冠中先生真正的缘分还是起于读他的文章，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吴冠中连续发表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文章，大有振聋发聩、茅塞顿开之感。但在当时艺术思想普遍保守的情况下，他的观点引来一片反对的声浪，批评之激烈难以想象。当时的美协主席江丰甚至上纲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否定”。于是，愤愤不平的我决定“参战”，于是斗胆写了一篇《试谈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关于形式的对话》，发表在《美术》杂志1982 年第5期，以此来回应和声援孤军奋战的吴冠中先生。并且萌生了要把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厘清的愿望，于是一鼓作气连续又写了三篇关于讨论形式问题的文章。现在想来，一个画画的不安分守己地画画，却改道闯入理论批评的领域，不能不说，心仪吴冠中先生是一个前因。

《再绘高昌（高昌遗址之二）》 吴冠中 1987 纸本设色 61.4cm×45.9cm 画家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

我是1982年7月认识吴先生的，当时是参加一个在神农架召开的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会议开完后回到北京，我当时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拜访吴冠中。但是我不认识，《美术》杂志的一个编辑帮我联系，跟他约了一个时间，他居然答应了我这个无名小辈的请求，就这样我去了，那时他还住在后海的一个大杂院里。我没敢多打扰，跟吴冠中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1982年7月6日的日记里记了跟他谈话的13条内容。主题谈的还是关于形式的问题，我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就是由吴冠中先生关于形式的言说引起的，我当时还兴奋地跟吴先生说：“我在科学领域里边找到了一个‘形式决定内容’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石墨和金刚石，这两个物质都是由单一的碳元素构成，仅仅由于碳原子在分子结构中的结构方式不同，竟使它们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一种是非常坚硬的金刚石，而另一种是柔软的石墨。所以形式的排序在此决定了事物的内容与性质的巨大差异。”他听了也特别兴奋，说“你这个依据非常有价值，很有说服力”。

《伏（人体）》 吴冠中 1990 布面油画 73cm×61cm 画家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

我和吴先生是第一次见面，身份又很悬殊，吴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画家，但他完全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我谈话，谈得那么投机和坦诚，仿佛是老朋友，一见如故。他坦率地跟我谈所有他感兴趣的问题，以及当时美术界的一些为之愤愤不平的事情，他甚至毫无戒备地把他刚刚开完美协常委会会议的情况都跟我讲了，大有忘年交的感觉。

《直节如竹》 吴冠中 1993 纸本水墨 76.5cm×69cm 吴可雨捐赠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认识吴冠中以后，我和先生便不断有信件往来，我去信，他必回。这段时间他不断写文章，不断出集子。而且每出一个集子都要寄一本给我：《东寻西找》、《天南地北》、《风筝不断线》、《谁家粉本》、《望尽天涯路》，等等。我有文章发表，也寄他请教，他也总会回信鼓励。1984年，我的另一篇关于形式问题的文章在《美术》发出后即寄给他看，他也立即回信：“信及稿均细读，你立脚于艺术实践的真实基础来探讨理论问题，这工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艺术规律的探索同科学发明一样困难、一样有价值，没有探索与创造，文化是不会前进的。道理很简单，但往往有许许多多文化人在阻碍文化前进，鲁迅碰见的正人君子和遗老遗少是不会绝代的。”接着说又有集子要出版寄上：“我的这些杂文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理论，抛砖引玉，希望在你们身上，你们应为中国的美术理论工作作出真正的贡献，粉身碎骨!”这最后四个字如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不努力如何对得起这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前辈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