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访谈

冯骥才：改革开放为中国文学打开了大门

上世纪80年代，在很多人眼里，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那时，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一部小说在期刊发表，能使得杂志创下一天销光的纪录。比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在《收获》后就是如此。


冯骥才

当时只要是公开文学刊物，就会有十分可喜的发行量，就能有可观的收入。以南京《青春》文学杂志为例，很快盖了一栋大楼，编辑们每人一套房子，今天再看这事，完全是天方夜谭。

作家发表一部作品后，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可能如雪花一般扑面而来。在没有电话和网络的时代，读者靠写信和喜欢的作家交流。

从事文学，可能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如果能获个什么奖，一跃龙门身价百倍，基本上可以一辈子衣食不愁。

余华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在1983年11月，当时还是牙医的他，业余写了篇小说投给北京的杂志。一天下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他去北京修改自己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因为这个成就，他顺利地从医院调到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工作，专心写作。

相比当下文学的备受冷落，一些年逾花甲的作家、评论家不约而同地回望上世纪80年代，说起那个年代的小说和评论，特别是当时的文学氛围，总是充满了温情和眷恋。

冯骥才在新出版的《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一书中写道：我承认，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结。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心怀渴望的时代；一个涌向物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纯精神和思考的时代；一个干预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八十年代，冯骥才正值中青年，在文坛展露锋芒、叱咤风云。在新书中，他从个人视角回忆了那个独特的文学时代。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一个作家对社会的关切与担当，也能一窥那个时代的淳朴风貌。

近日，华文好书就八十年代文学对冯骥才进行了采访。

访谈

华文好书：八十年代文学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冯骥才：一方面当时的文学及作家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创作的作品跟整个时代的精神需要是完全一致的，是富有激情的。作家走在时代的前面，而且作家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做“人民的代言人”，作家是有思想的，他们敢于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生活的认识、发现讲出来，所以人们要通过看这些作品来认识生活，是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帮助国家打开大门，改革开放也给中国文学打开了大门。


冯骥才在书中写道，八十年代每一篇作品出来，都会招致数百上千封读者来信

　　作家们一方面自己在专注写作，一方面只要有好的作品都奔走相告，文坛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我们那时候电话都没有，就是写信互相告诉。出现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作品，文学杂志就找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给他们写评论。每一次文学奖，每一年度的小说奖都是文坛关注的重点，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

　　那时有美国朋友问我，到中国来应该做什么准备。我说你找两本中国的小说看吧。因为小说是大于生活的，小说不仅要表现生活的本身，生活的现在，生活的过去，还要表现人们对生活的一些想法。

　　当时的小说都是跟生活很密切的。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小说有些游离在生活之外。

　　华文好书：那个时代文学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对政治和社会介入很多，文学的这种角色是否正常？

　　冯骥才：首先来讲，不是文学介入社会和政治太多，而是政治介入社会和生活太多。

　　当时是文革结束不久，文革时不是人们自己的生活要介入政治，是政治要强加到你的生活里来。政治对社会、对生活介入的太多，社会充满了政治，文学能躲开吗？如果是现在作家写的作品，比如关于个人的，关于隐私的，充满浪漫想象的，放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看。

　　你想人们当时从十年走过来的时候，人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理想和梦想。人们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你家有落实政策的问题，我家处于一个极其贫困的状态，那时人的工作是不能改变的，每个人都在一个小房子里生活，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生活，人们有大量的现实的问题需要在文学里寻找答案，探索对生活的认识。在这个时候，你去讲你个人的私事谁关心啊。如果你要把现在的文学放在那个时代，可能人家会认为你很无聊。

　　我们再回想一下，二战以后的文学，当时的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苏联文学，那个时期也是充满了政治，充满了社会。文学能躲在这些东西之外吗？

　　我们现在的文学的问题是躲在生活之外了，不敢接触生活的矛盾了，或者是不关心普通人的疾苦了。

　　华文好书：你觉得当下文学有这样的问题是吗？

　　冯骥才：对。当下我们不能说没有，也有好的作品。我们关切大众疾苦的作品恐怕不多，关于个人一己的世界里的东西太多。恐怕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文学跟社会的关系跟以前也就不一样了，那个时期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作家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到了90年代这样的信就少了，因为文学跟社会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了，当然，后来人们表达自己意愿的途径也多了。

　　我后来到了21世纪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收到很多的信，这些信都不一样，有关于城市拆迁的，有关于历史建筑被破坏的，有民间艺人反映村落问题的。我心想收到这些信，原因就是你关切这个社会的时候，社会也一定有回应。


激流中 : 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冯骥才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7-8

　　华文好书：当下，大众好像也不再关心文学了，一些出版社出的文学书籍很难卖出去。

　　冯骥才：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是什么带来的呢？我觉得还是全球化带来的。不是说全球化好和不好的问题，全球化基本是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在一个经济和市场主导时代，一定要通过一个方式来发展社会，就是消费。

　　如果你要是想刺激消费，你一定要刺激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欲。在每个人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对物质的兴趣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精神性的东西就会贬值，人们对精神的东西，就会轻视，这也是我这些年做传统文化保护所感受的问题。

　　比如艺术家，很多艺术家把画作的价格排在第一位，作品本身的好坏排在后面。他把这张画卖20万看得很重要，即使画得差一点卖了20万也是高兴的。这跟梵高那个时代不一样，梵高的时代一天即使就吃两块面包也要把画画好。

　　我们现在是一个物质的时代，物质时代里文学和艺术都会小众化。通俗的文艺会大众化，像动漫、流行音乐会大众化。纯文化就会越来越小众化，就在圈子里面转，批评家也是在圈子里转，批评家不面对大众。比如80年代，当时的批评家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作品解释给大众，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个作品，知道这个作品的价值。现在的评论家基本不管这个，他（她）也找不到听众。

　　华文好书：八十年代，人们发表文学作品的主要渠道是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能发表作品的人是极少数，但是今天人们发表作品的途径就多了，像网络、自媒体。这种多元化的出口是一种进步？

　　冯骥才：绝对是进步。我举个例子，我母亲100岁的时候，我写了个《母亲百岁记》的散文，我也是发在公众号，各个地方都在那转，阅读量马上就过了十万。我甚至觉得在网上发小说要比在报纸上发小说好得多，因为现在报纸的印数太少了。

　　我一直认为网络往往是传播一些短文章的好地方，比如随笔、散文、诗歌。但是关键就是我觉得在网络写作的人应该讲究文字，我是从作家角度来想问题，文学最重要的是文字的讲究，文字的美，文字的精湛，这些都是文字的要求。

　　华文好书：你如何看待文学的前景？

　　冯骥才：我觉得文学前景看作家，我们不缺乏有才华的作家。作家也好，画家也好，这两个领域我认识很多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且这些作家比前一代作家来讲，才华上毫不逊色，缺的还是灵魂的纯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能迷失。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利益的、功利的陷阱面前，知识分子应该在外面站着不能掉进去，如果知识分子先掉进去，什么好作品也出不来。